原本想到月底写“又一个四年”和“工作一年间”的，可是番外篇却迫不及待地提前开演 了。

献给在平流层徘徊的Global Governance幽灵

暂不引进翻译——两星期前给小boss外版样书时，就50%地预计到了这个结果。

因为当时和头儿聊起来的时候就说到，能够提供出版资助的、跟这本样书颇为搭调的某套
系书前一批已经签过的书已经出完，而牵头人可能会调动单位，那套书基本暂停了。
而如果放进纯走市场的某著名系列，这本书似乎还不够知名，至少在国内，截至去年没什
么征引率，不够经典。而且Global Governance本来就是国际关系这个本已颇为niche的领
域中更niche的研究方向了。2000+的印数即使全部卖完，也就收回一半成本。何况贝同学
年初已经选了个纯走市场的学术书的题了，当然那本的优势是“豆瓣学术虚拟学术共同体
名著”。

好吧，那就让罗西瑙和奥兰·扬被奉为圭臬吧。

这本书本来就是一个番外篇，是贝同学写硕士论文时候挖到的伊自己认为的宝。当年写论
文的时候都只见到英文期刊的书评，如今能拿到书并且算贝同学的工作藏书，已经是捡到
宝了。

记两个豆瓣“我说”：

05-12 16:56 说：
【织书鼠】刚拿到手的版权样书才琢磨好译者，还没捂热，就被拿去化缘了，再见到至少
要大半个月之后了。一本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考察Global Governance前世今生的前传，非政
策设想导向的实践史、学科史，大概还包括思想史的干货，期待下吧:)

今天说：
【织书鼠】一个被冬眠的选题，伊到底相对niche field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被苏醒的
机会。说的是那本之前提过的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前世今生的书。这个时候就
特别觉着出版资助是好东东了，嗯。不过真要做这方面研究的童鞋也会自己从茫茫网海里
找到这书的

不过7月8日—10日作为“出版社和期刊展示”代表，去北京一个颇Carnival的“政
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围观。
要不要兜里揣着去年写完的MA Thesis和另一半设想好了research proposal还没写的部分
，去“联合国与全球治理”Session乐呵一下呢？

其实，早上上班时候还很乐呵地想过，如果贝同学以后有了教职开了课，一定会开一门“学科 前沿与学科角落”的课，专讲一些值得研究而还没被研究透的尚未成为话题的议题。

（题）“百事通”是怎样炼成的：德国馆解说员的前世博生活

（正文）

3 月 25 日，上海世博会德国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刚刚入春的上海还有点冷。

中文名字莫尔的 Katharina Mohr 在工作装外面套了一件黑风衣。高莎（ Sarah Gau ）和白瑞恺（ Katherine Buerkle ）却只是将夹克式上衣的拉链拉到了领口保暖。在以铅灰色为主调的德国馆建筑中，亮橙色的工作装给这座尚在装修中的场馆平添了一抹亮色。

除去前一日的培训导论，参加德国馆新闻发布会是她们世博第一课。

3 月 24 日至 4 月 29 日， 192 名德国馆讲解员在上海接受培训。德国式的严谨把课程一直安排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前一天。 40 天的时间，他们要熟悉德国馆宏观如主题演绎、德国城市和德国文化，细枝末节如“进展馆要多长时间？”、“洗手间在什么地方？”和“你能为我拍张照片么？”等一切需要介绍和可能被参观者问及的话题，并且要用流利的汉语、德语、英语或者其他自己掌握的语种表述出来，话题和语种都要做到能够随时转换。除了德国馆，他们还将负责此次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汉堡、杜塞尔多夫、柏林和弗莱堡四个德国城市展区的讲解。工作之外，他们还要让自己在上海安顿下来，为接下来七个月的上海生活做准备。

莫尔、高莎和白瑞恺就是他们中的一百九十二分之三。

莫尔家乡在汉堡，出生于 1980 年——介绍自己的时候，莫尔特意强调了上海和汉堡是友好城市。高莎的家乡在科隆，生于 1984 年。白瑞恺家乡在波恩，出生于 1985 年。在去年底签约成为世博会德国馆的员工之后，大学生高莎和白瑞恺办了十个月的休学假，职场白领莫尔也在公司办了停薪留职。

（小标题）中国情缘

白瑞恺的中文名字很有可能不是白瑞恺。

这个主修亚洲研究的高个大眼睛女生学中文有两年了，但要念准自己在以往的生活中基本不会用到的中文名字多少有些困难。何况，还要写下来。 3 月 25 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采访本上半猜测半推测地写下“白瑞恺”时，抬头看到的，是她腼腆而认可的笑容。

这样的笑容，几乎贯穿于整个中英双语混杂进行的采访过程之中——关于她的选修中文，关于她没有像一般学中文的外国学生那样到中国某个大学的海外教育学院进修一年期的语言项目而是休学担任世博会德国馆解说员的选择。只是在谈到选择世博会德国馆而不是进修汉语项目的时候，笑容里还多了一份坚定与期待。

从 3 月 15 日抵达上海，新鲜感、好奇心和对本专业的敏感已经让白瑞恺勾勒出了这座城市的剪影。“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印象很好，整洁，井然有序。这儿的市民也很友好，每次我用支离破碎的中文向路人问询的时候，他们总是一边引导着揣摩我要表达的意思，一边耐心而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

当被问起应聘德国馆解说员是否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时，白瑞恺用力摇了摇头。“不，不是为了攒钱打工游学。就是为了找一个最生活化的语境练中文，也是为了接触最真实的中国。世博会德国馆解说员工作时间恰好在学校允许休学周期内，又能来中国，来上海。这是练习中文最好的机会，又能向大家介绍德国！”。白瑞恺特别强调说。虽然德国馆为讲解员提供了优厚的工资，但这些年轻人们显然更珍视亲历中国的机会。

“我以前去过菲律宾马尼拉，那座城市虽然有活力，但是相对来说陈旧些，也混乱些。我曾设想上海会不会也是这样，但亲眼所见的上海令我惊喜。”为了说明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性，白瑞恺不好意思地说出了自己一度有过的“傲慢与偏见”。

十年前，莫尔去过 2000 年汉诺威世博会。

那时候的莫尔在读语言专科学校，专修法语和西班牙语，还没有想到会与中国结缘。

虽然对汉诺威世博会中国馆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但充满东方气息的中国馆多少引起了莫尔对中国的兴趣。虽然当时的她不知道之后会学中文、来上海；会对莫干山路、 1933 老场坊和泰康路如数家珍；会在十年后以解说员的角色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一个城市中向世界介绍自己的国家。 “除了设施上的现代化，上海所蕴含的乐观气息也让我们对这次世博会和中国的未来很乐观。尤其是它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国际化脚步。”作为曾在复旦大学学习，并在汉堡驻上海联络处实习过，如今又在汉堡的一家艺术经纪公司工作的“老上海”莫尔，对世博会、上海和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小标题）中国式生活，入乡随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202 教室是一个一百多座的阶梯教室是德国馆讲解员培训的课堂之一——另一处是上海德法学校。 4 月 8 日的培训在同济大学。

九点五十分，课前的 202 教室。在德语、汉语普通话和上海话的交杂声中，教室里充满了早餐的香味——饼干、杂粮煎饼、蛋挞、咖啡、珍珠奶茶、似乎还有豆浆……除了手边“暴露”西式生活习惯的 1.25 升大瓶装饮用水，这里的情境与其他中国大学课堂几无差异。短短二十几天时间已经让高莎和她的同事们入乡随俗。

上海公共交通卡是几乎人手一张的。“我也有！”高莎也亮出了自己的蓝色交通卡，“有课的日子我坐地铁来回。到同济这边， 9 号线换 8 号线，四平路站下，然后走十分钟到中德学院。到德法学校，就麻烦些，因为要换公交车。”

“家”住 9 号线旁，地铁的专线性质和详细的线路及换乘图使之成为德国馆讲解员的首选交通工具。每周两天的休息日，外出也基本在各条地铁线路沿线。地铁载高莎去过人民广场、徐家汇，也带白瑞恺去过城隍庙。

“休息日去健身，购物，去田子坊喝下午茶，和朋友见面、唱 KTV ，基本上不是在员工公寓周围就是在地铁沿线。”高莎说。在徐家汇商圈，高莎给自己买齐了春秋两季的衣服：“我们要在上海工作半年多呢，天热了还得去置办夏装。”白瑞恺则去城隍庙搜罗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就是那种用丝光绳绕成美丽形状的……对，中国结。过段时间完成考核，正式开园之后，我要在休息日把它们寄回德国，给家人和朋友们。”

除了在德国馆工作，高莎、白瑞恺和莫尔她们也是各自亲朋好友中这次“驻上海世博会全权大使”。高莎和白瑞恺笑言自己来上海是“打前站”的，只要父母安排得出假期又能买到实惠的机票，他们就准备来中国旅行，看上海世博会。

“最好能来，如果实在来不了，我们也把这里的日常生活和这座城市用照相机记录下来了”，高莎说。虽然已经带上了大容量的存储卡，新鲜感和本身丰富的生活让白瑞恺和高莎已经把“全选文件——复制到电脑——清空存储卡”的流程操作了好几遍。

德国馆培训日的午休只有一个小时，谈话间已经过了二十分钟。白瑞恺的同伴给她带来校外点心店买来的重庆酸辣粉，用一次性纸碗盛着，套着白蒙蒙的薄型马夹袋，拎手上扎着一次性筷子。同伴自己的午餐则是鸡蛋饼、生煎和奶茶。“入乡随俗，到一个地方当然要品尝当地的美食啊，莫尔喜欢鱼香茄子、铁板牛肉，我喜欢东北菜，高莎喜欢火锅、小笼、麻辣烫之类。”白瑞恺说

（小标题）德国式培训，轻松并严谨着

4 月 8 日的课程安排是早上 10:00 到 11:50 “德国馆建筑介绍”， 12:00 到下午 1:00 “德国馆安全设施讲解与问答”，下午 2:00 到 4:00 “展品介绍”。时间安排得很紧，但高莎和白瑞恺说已经习惯了，因为课程容量大，有时候休息日也要用来复习之前学习的内容。

除去每周两天的休息日，在总共二十多天的培训期间，德国馆讲解员要成为德国馆建筑、德国馆“和谐城市”（ Blancity ）的理念及其在建筑和展品中的传达、展品、展馆信息、安全设施、城市最佳实践区相关知识的“百事通”。德国馆的运营方为此请来了创意、设计和运营团队的负责人。而讲座之外的礼仪和试讲之类的课程则致力于让“百事通”们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给每一位来到德国馆的参观者。

当天的主讲人是中文名字叫岳富伍的德国馆总设计师。

德语版德国馆介绍短片、关于德国馆建筑专业到精准幻灯片和详细的解说，再加上中文版的上海媒体录制的纪录片《创意生活·创意世博》之“德国馆、意大利馆建造记”，岳富伍把将近两个小时的第一堂课安排得满满当当。

报告厅里一直安静得只听得到笔划过纸张的刷刷声。除了忍不住的笑场——比如大家在纪录片里看到了主讲人在采访中唱起了《雨中曲》，比如纪录片解说词提及德国馆的设计时评价：“原来严谨的德国人也有疯狂的时候”。除了你来我往的问答环节。

问答环节几乎把德国式的严谨演绎到了接近极致的程度，抑或，“百事通”正是这样炼成的。在岳富伍 80 分钟的讲解之后，问答环节“准讲解员”们还在继续追问“德国馆的钢结构是什么材料？”，“世博会结束之后这些材料会怎么处理？”这类细节而专业的问题。岳富伍一一详细做答。而第二堂“安全设施讲解”几乎完全成为了问答课。

高莎后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提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国馆的每一个细节，以便在以后的讲解中融会贯通：“我们会拿到中文、英文、德文三种语言的材料。但要做好讲解，单单背材料是不够的，也来不及。只有通过理解，在试讲课上给扮演观众的同学讲出来，才是好的讲解。”

　　最早知道曹锦清，是因为《黄河边的中国》。
　　学承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法，势接社会调查的做法。浓墨重彩中，田园牧歌式民族志个案的渐隐和系统工程式社会学调研共性的凸显所记录的，正是变革 中的中国农村。而多年之后的2007年，作者也在一次访谈中（徐杰舜对曹锦清的访谈，现以《<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为题收入《如何研究 中国》）谈到，因为对之前完成的《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纯叙述和分析研究对象的方法不甚满意，而有意以一个既有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入场”与“离场”的 规范化过程，又有人类学研究者“在场”的关怀写作学术专著（第91—92页）。于是有了后来的《黄河边的中国》。
　　在同一个访谈中，作者也解答了关于通过话题的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因为人类学民族志的叙事方法而容易被认为是孤证、“特例”，而质疑其中的“典型”性的考虑（第93页）。
　　
　　时隔十年，如果说当年融入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调查和中国农村研究《黄河边的中国》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那么集合曹锦清历年讲座、访谈、论文和报告 的《如何研究中国》就是深描浅绘的工笔画。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对“典型”的寻求，以及从学术到政策两个层面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与关怀。
　　深描的是方法论（第一部分“中国研究的方法”）和政策建言（第三部分“中国转型向何方”）。因为主要是在与农村研究相关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的讲 座、学术期刊的访谈和研究报告，单篇中点睛的穿透力和整组文章铺陈开来的张力交织在一起，印刻出的是作为论域的农村研究的沟壑和中国研究共时性研究的底 色。
　　浅绘的是中国研究的基本功（第二部分“重新发现传统”）。相比前后两部分的洞见，这一部分虽然只是对传统文献和知识的梳理，却是铺陈开了很多 人和很多事情的观念、行动，以及话语的底色。转型中的中国的确同这个世界越发形似，但在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和解说中国的时候，更值得注意历时性的经历如何 影响了现今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三农”问题研究学者多出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科班，他们中最年轻的现如今也有四十多岁了。儿时乡土的记 忆、青少年时农村插队的经历、以及“沉到底”的乡村调查，成就了这一代学者的“中国思想力”（《三联生活周刊》第568期）。而在一个“农业经济系”乃至 “农学院”都逐渐消失的今天，在大大小小众多心存关怀，却对城乡隔阂时常力不从心的大学生们赴农村支教活动倔强地生长的今天，如何认识中国，谁来研究中 国……
　　《如何研究中国》或许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给新一代学人的“时空信”；抑或也是给在急剧城市化的30多年间成长起来的所有人关于 乡土中国的“细密画”——可以索隐到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之间一处处毛细血管。甚至，可以索隐出为什么是“凤凰男”而不是“凤凰女”成为了议题。

虽然这些也有必要，
而且其实更应该归类于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文本细读方法而不仅仅是话语分析的方法在分析与国际关系有关的话语和理解各国外交政策时候很有必要，
但是，
首先，当下国内“话语分析”路径的国际关系研究论文和专著很多都存在孤证的问题——比如这些研究是“2000-2008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关于***问题的演讲”等等。当然，作者可以说所有的论文都要有个框架、一个观点和一个倾向；但是当一个论点及其论据很容易就会被质疑的话，其意义就仅在给后来者一个critical reading的靶子吗？
其次，动态研究中的追新名词——梳理和理解新范式新名词当然没错，但是不是有时候有点过了？

比如，又是旧话了，对“金砖四国”的追捧；还有对“软实力”、“巧实力”、“低碳”的阐释与过度阐释。不是说不对，但是是不是有点过了？

可是为什么少有人做话语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在作为其渊源的政治理念和其下游的外交实践中流变呢？

MLA和APA是英文系两大常用引文格式：美国心理学会的APA格式为语言学论文常用，现代语言学会的MLA格式为文学、文化论文常用。自然APA班的同学都选定了跟二语习得、语言学、语用学、翻译研究方向的老师做论文。

我念大四的时候正是经济形式继续大好的2006-2007学年。

虽然“系主任语录”曾经记载“自己培养的本科生不留校，就像谈了四年恋爱，发现新郎不是我。”尽管不知道时任系主任的敬爱的T老师是愁保研外推太多，还是愁本校学生不愁找工作不太爱考研；而经过考研招来的学生综合能力多少稍逊于本校用听说读写译、语言学、文学、文化、思想史课精心栽培而得的文学学士们。但总的来说，对于一个是Top却不是Top One的N大英文系而言，这个问题永远成问题。

与此同时，虽然亦有APA班的同学质疑MLA班同学研究“啥是笔呀”（莎士比亚）的实践意义，觉得文学文化研究无需技术含量；不过大概是因为语言学研究“选题à实验设计/语料选择à实验与调查/语料整理à分析与结论”的社科模式要比文学研究熬阅读拼知识面考文论水平的人文模式容易入手而且速战速决  ，所以只找工作的同学选语言学方向导师比较多。而且，相比MLA班，APA班敢在秋季学期为了找工作而请假的人更多。偏偏担纲APA班的，正是一路学术，直博而来的美女老师W，三十出头就已经副教授了——她给我们小班上口译课的时候，大三的我们很容易想像她在翻译场上干练的模样。

某甲同学为某乙同学请假：W老师，小乙去笔“四大”了。

学院派出身的W老师：“四大”是什么？

众人：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这四大全球性会计师事务所。

W老师：唔，这样。不过我觉得在高校也不错。

小甲，抑或是其他同学：老师，“高校”是什么公司？

接下来的情况，APA班的同学没告诉我。大概是“代沟”和“知沟”同现的冷场？抑或是夹杂着荒诞、相互理解、闷笑自嘲的爽朗笑声？

后来，那个深秋之后的寒假回到上海，当年复旦加分考试拿到考试资格拿到加分，但是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听从了做会计的妈妈的建议，考了上财的高中同学小Z告诉我，她“四大”的录用通知都拿到了，于是按对企业文化的兴趣选了P所。她还告诉我，上财的学生如果报了“四大”，但一个录用通知都没拿到的，有专门的“四大皆空”形容。

后来，那个寒假之后的春天，同为上海土著的历史系密友告诉我，她们系考古专业某北京土著在“四大”某所北京所的“Par（合伙人）面”直接豪迈地跟Partner说“我英文不太好，能不能用中文面？”而成功地用中文面试成功，加入审计员大军。其时，该北京土著除了学分绩没高到历史系保研水平，在他所专精的某非考古专业研究方向上，已经有了高到传奇的领悟。

后来，本科毕业季节的夏天，得知我的那些高二初夏为报文科还是报理科而犹豫；高三初夏为报复旦还是交大，同济、上财还是上外，本地还是外地大学而犹豫的高中同学们，又像当年不约而同来到我们的高中那样，不约而同地去了“四大”——有学经济类的，也有学英语、英语教育、药学、信息安全的。

后来，毕业之后的初秋，学分绩颇高但阴差阳错没有读研的高中同学小Y从R大毕业，回到上海。在过了毕业季之后的求职季里，终于等不及律师事务所的面试，签下了“四大”之E所的税务部门岗。

后来，小Z在经济形势其实已经回到温吞水温度的09年夏天，因为两年合同到期，但所在组的业务减缩而“被辞职”。于是跳槽，成功地得到了一家离家更近的外资公司做工资更高，活儿却轻松很多的内审岗位。

不过P所依然在小Z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例证是：我说：我08年秋天给**那家做过动画片脚本的中译英。小Z说：呀！**那家是我在P所的客户，我们做活儿的时候给它起过###的外号！——于是，一个学会计的工作了两年的家伙，同一个学英文又换了专业读研的家伙就这样在后高中时代，有了共同爱好之外的共同语言。

后来听说，同一个夏天，高中同学小P从D所辞职，成为她家所在区的某事业单位编制内员工，终于不用纵贯半个上海去上班。同在D所的另一个友人，也如期开始了他的GT备考和商科硕士飞跃计划。

后来，这个漫长的上海冬天里，小Y说：帮我看下PS（自我陈述），帮我从CNKI上下载些关于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论文。我知道，这变作社会工作的种子，原来一直扎根于她的法学教育的背景，而且未曾在漫天的Excel表格中缺氧。

这些远远近近前前后后一些同学的从06年秋天开始的“四大”编年史，倒是可以让W老师宽心了——如果就生活这门学问而言的话，这样的三年里，对于她们他们来说，“四大”是很好的“研究生院”。

千禧年。八月，经过中考、中招的洗牌，初中时候邻班的碧舟同学成了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一个体型颇为不小、浓眉大眼、发型板而不寸的理科男居然有着这么一个“温婉”的名字，着实让十六七岁的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再加上几个月前教务主任在宣布直升本校高中名单时候把“碧舟”误念成“碧丹”，于是高中三年，碧舟同学有了“牡丹”、“绿船”等一系列绰号。千禧之后十年。本科时候曾经不系统地蹭过新闻系广播电视概论课，知道《一口菜饼子》，却未曾听说《蹉跎岁月》的我才知道：根据叶辛小说改编的1981年版的《蹉跎岁月》，女主角名杜见春、男主角名柯碧舟。原来，碧舟同学的父母在他的名字上刻下的是他们的八零年代。但在我们的零零年代不小心当成了笑谈。

其实刻进我们名字的八零年代并不少见。“丁力”之于《上海滩》的丁力、“颖婕”之于李连杰的致敬……“清扬”是对金庸笔下风清扬的致敬，而不是抢注某款去屑洗发水的名称……不知道我们的父辈选择这样的名字是怎样的一种心态，致敬是当然的，而这些名字背后的传奇、义胆侠心、人生如戏又似乎是他们的八零年代里特有的感慨。而我们对名字似乎一直存在一种距离感，仰慕的距离感，或者是时空穿梭之间，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的距离感。佳佳改名昀颐了，天超也叫自己羽乔了，有一个姐姐叫胜男的征男更喜欢叫自己征南……我们这一代的她们要告别的，似乎是另一种八零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