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贝加尔

（仍然是旧文，因故未发。只是半年，现在看来很有穿越之感。）

（题）“百事通”是怎样炼成的：德国馆解说员的前世博生活

（正文）

3 月 25 日，上海世博会德国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刚刚入春的上海还有点冷。

中文名字莫尔的 Katharina Mohr 在工作装外面套了一件黑风衣。高莎（ Sarah Gau ）和白瑞恺（ Katherine Buerkle ）却只是将夹克式上衣的拉链拉到了领口保暖。在以铅灰色为主调的德国馆建筑中，亮橙色的工作装给这座尚在装修中的场馆平添了一抹亮色。

除去前一日的培训导论，参加德国馆新闻发布会是她们世博第一课。

3 月 24 日至 4 月 29 日， 192 名德国馆讲解员在上海接受培训。德国式的严谨把课程一直安排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前一天。 40 天的时间，他们要熟悉德国馆宏观如主题演绎、德国城市和德国文化，细枝末节如“进展馆要多长时间？”、“洗手间在什么地方？”和“你能为我拍张照片么？”等一切需要介绍和可能被参观者问及的话题，并且要用流利的汉语、德语、英语或者其他自己掌握的语种表述出来，话题和语种都要做到能够随时转换。除了德国馆，他们还将负责此次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汉堡、杜塞尔多夫、柏林和弗莱堡四个德国城市展区的讲解。工作之外，他们还要让自己在上海安顿下来，为接下来七个月的上海生活做准备。

莫尔、高莎和白瑞恺就是他们中的一百九十二分之三。

莫尔家乡在汉堡，出生于 1980 年——介绍自己的时候，莫尔特意强调了上海和汉堡是友好城市。高莎的家乡在科隆，生于 1984 年。白瑞恺家乡在波恩，出生于 1985 年。在去年底签约成为世博会德国馆的员工之后，大学生高莎和白瑞恺办了十个月的休学假，职场白领莫尔也在公司办了停薪留职。

（小标题）中国情缘

白瑞恺的中文名字很有可能不是白瑞恺。

这个主修亚洲研究的高个大眼睛女生学中文有两年了，但要念准自己在以往的生活中基本不会用到的中文名字多少有些困难。何况，还要写下来。 3 月 25 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采访本上半猜测半推测地写下“白瑞恺”时，抬头看到的，是她腼腆而认可的笑容。

这样的笑容，几乎贯穿于整个中英双语混杂进行的采访过程之中——关于她的选修中文，关于她没有像一般学中文的外国学生那样到中国某个大学的海外教育学院进修一年期的语言项目而是休学担任世博会德国馆解说员的选择。只是在谈到选择世博会德国馆而不是进修汉语项目的时候，笑容里还多了一份坚定与期待。

从 3 月 15 日抵达上海，新鲜感、好奇心和对本专业的敏感已经让白瑞恺勾勒出了这座城市的剪影。“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印象很好，整洁，井然有序。这儿的市民也很友好，每次我用支离破碎的中文向路人问询的时候，他们总是一边引导着揣摩我要表达的意思，一边耐心而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

当被问起应聘德国馆解说员是否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时，白瑞恺用力摇了摇头。“不，不是为了攒钱打工游学。就是为了找一个最生活化的语境练中文，也是为了接触最真实的中国。世博会德国馆解说员工作时间恰好在学校允许休学周期内，又能来中国，来上海。这是练习中文最好的机会，又能向大家介绍德国！”。白瑞恺特别强调说。虽然德国馆为讲解员提供了优厚的工资，但这些年轻人们显然更珍视亲历中国的机会。

“我以前去过菲律宾马尼拉，那座城市虽然有活力，但是相对来说陈旧些，也混乱些。我曾设想上海会不会也是这样，但亲眼所见的上海令我惊喜。”为了说明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性，白瑞恺不好意思地说出了自己一度有过的“傲慢与偏见”。

十年前，莫尔去过 2000 年汉诺威世博会。

那时候的莫尔在读语言专科学校，专修法语和西班牙语，还没有想到会与中国结缘。

虽然对汉诺威世博会中国馆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但充满东方气息的中国馆多少引起了莫尔对中国的兴趣。虽然当时的她不知道之后会学中文、来上海；会对莫干山路、 1933 老场坊和泰康路如数家珍；会在十年后以解说员的角色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一个城市中向世界介绍自己的国家。 “除了设施上的现代化，上海所蕴含的乐观气息也让我们对这次世博会和中国的未来很乐观。尤其是它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国际化脚步。”作为曾在复旦大学学习，并在汉堡驻上海联络处实习过，如今又在汉堡的一家艺术经纪公司工作的“老上海”莫尔，对世博会、上海和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小标题）中国式生活，入乡随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202 教室是一个一百多座的阶梯教室是德国馆讲解员培训的课堂之一——另一处是上海德法学校。 4 月 8 日的培训在同济大学。

九点五十分，课前的 202 教室。在德语、汉语普通话和上海话的交杂声中，教室里充满了早餐的香味——饼干、杂粮煎饼、蛋挞、咖啡、珍珠奶茶、似乎还有豆浆……除了手边“暴露”西式生活习惯的 1.25 升大瓶装饮用水，这里的情境与其他中国大学课堂几无差异。短短二十几天时间已经让高莎和她的同事们入乡随俗。

上海公共交通卡是几乎人手一张的。“我也有！”高莎也亮出了自己的蓝色交通卡，“有课的日子我坐地铁来回。到同济这边， 9 号线换 8 号线，四平路站下，然后走十分钟到中德学院。到德法学校，就麻烦些，因为要换公交车。”

“家”住 9 号线旁，地铁的专线性质和详细的线路及换乘图使之成为德国馆讲解员的首选交通工具。每周两天的休息日，外出也基本在各条地铁线路沿线。地铁载高莎去过人民广场、徐家汇，也带白瑞恺去过城隍庙。

“休息日去健身，购物，去田子坊喝下午茶，和朋友见面、唱 KTV ，基本上不是在员工公寓周围就是在地铁沿线。”高莎说。在徐家汇商圈，高莎给自己买齐了春秋两季的衣服：“我们要在上海工作半年多呢，天热了还得去置办夏装。”白瑞恺则去城隍庙搜罗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就是那种用丝光绳绕成美丽形状的……对，中国结。过段时间完成考核，正式开园之后，我要在休息日把它们寄回德国，给家人和朋友们。”

除了在德国馆工作，高莎、白瑞恺和莫尔她们也是各自亲朋好友中这次“驻上海世博会全权大使”。高莎和白瑞恺笑言自己来上海是“打前站”的，只要父母安排得出假期又能买到实惠的机票，他们就准备来中国旅行，看上海世博会。

“最好能来，如果实在来不了，我们也把这里的日常生活和这座城市用照相机记录下来了”，高莎说。虽然已经带上了大容量的存储卡，新鲜感和本身丰富的生活让白瑞恺和高莎已经把“全选文件——复制到电脑——清空存储卡”的流程操作了好几遍。

德国馆培训日的午休只有一个小时，谈话间已经过了二十分钟。白瑞恺的同伴给她带来校外点心店买来的重庆酸辣粉，用一次性纸碗盛着，套着白蒙蒙的薄型马夹袋，拎手上扎着一次性筷子。同伴自己的午餐则是鸡蛋饼、生煎和奶茶。“入乡随俗，到一个地方当然要品尝当地的美食啊，莫尔喜欢鱼香茄子、铁板牛肉，我喜欢东北菜，高莎喜欢火锅、小笼、麻辣烫之类。”白瑞恺说

（小标题）德国式培训，轻松并严谨着

4 月 8 日的课程安排是早上 10:00 到 11:50 “德国馆建筑介绍”， 12:00 到下午 1:00 “德国馆安全设施讲解与问答”，下午 2:00 到 4:00 “展品介绍”。时间安排得很紧，但高莎和白瑞恺说已经习惯了，因为课程容量大，有时候休息日也要用来复习之前学习的内容。

除去每周两天的休息日，在总共二十多天的培训期间，德国馆讲解员要成为德国馆建筑、德国馆“和谐城市”（ Blancity ）的理念及其在建筑和展品中的传达、展品、展馆信息、安全设施、城市最佳实践区相关知识的“百事通”。德国馆的运营方为此请来了创意、设计和运营团队的负责人。而讲座之外的礼仪和试讲之类的课程则致力于让“百事通”们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给每一位来到德国馆的参观者。

当天的主讲人是中文名字叫岳富伍的德国馆总设计师。

德语版德国馆介绍短片、关于德国馆建筑专业到精准幻灯片和详细的解说，再加上中文版的上海媒体录制的纪录片《创意生活·创意世博》之“德国馆、意大利馆建造记”，岳富伍把将近两个小时的第一堂课安排得满满当当。

报告厅里一直安静得只听得到笔划过纸张的刷刷声。除了忍不住的笑场——比如大家在纪录片里看到了主讲人在采访中唱起了《雨中曲》，比如纪录片解说词提及德国馆的设计时评价：“原来严谨的德国人也有疯狂的时候”。除了你来我往的问答环节。

问答环节几乎把德国式的严谨演绎到了接近极致的程度，抑或，“百事通”正是这样炼成的。在岳富伍 80 分钟的讲解之后，问答环节“准讲解员”们还在继续追问“德国馆的钢结构是什么材料？”，“世博会结束之后这些材料会怎么处理？”这类细节而专业的问题。岳富伍一一详细做答。而第二堂“安全设施讲解”几乎完全成为了问答课。

高莎后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提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国馆的每一个细节，以便在以后的讲解中融会贯通：“我们会拿到中文、英文、德文三种语言的材料。但要做好讲解，单单背材料是不够的，也来不及。只有通过理解，在试讲课上给扮演观众的同学讲出来，才是好的讲解。”

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4月1日刊（总第333期）
果然愚人啊，想到伊拉斯谟，想到他的《愚人颂》，想到欧盟伊拉斯谟计划……
给一个字数完整的原版:)

（目录导读）现实之利，公共之辩，贤哲之梦

（内文导读）虽然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成功；但实际上回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欧洲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欧洲。

（正文）

希腊发生债权危机、西班牙经济问题的凸现、 “欧洲2020”的欧盟未来十年经济战略的颁布、设立欧盟“外交署”进入议事日程……欧盟的2010年，似乎是从多事之春开始的。面对外界的关注，欧洲在埋头打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许已经是一种“又来了”的心态。

各个领域进程不一的一体化程度，东扩后不再同质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欧盟领导权问题，对外交一致的期待和实际上 “新欧洲”、 “旧欧洲”、“核心欧洲”、英国、美国之间的五角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绵长的“欧洲统一”的“贤哲之梦”而言，已经成为惯常的考验。而在世界舞台上的现实之利和市民社会传统所涵养的公共之辩，让欧洲在实践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争辩。虽然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成功；但实际上回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欧洲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欧洲。

比如，2003年5月31日，因由欧洲对美、英两国无视欧洲各国的反对出兵伊拉克的不满，哈贝马斯联合德里达邀约三十多位欧美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那场关于欧洲统一之路的辩论。

虽然无缘亲见当时西欧诸报笔戈纷飞的景象，但是日后结集出版，并在最近出了简体中文版的《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让更多的读者见识了那场辩论及其后续，也由此读到了文化欧洲、公益/公共物品欧洲之外的意识形态欧洲。书中第一部分“攻击发起线：2003年5月31日”重现了这场有关欧洲未来的公民论政现场。而加上第二部分“初步反响”和第三部分“后续回应”，几乎可以用华丽来形容的笔谈阵容使得这本书同时成为文人论政隐形的盛宴。

虽说这次讨论是“由哈贝马斯精心策划”的，但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搭档并发表檄文，本身就囊括了可以引起一场知识分子大辩论的要素：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个事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公共知识分子、事关跨大西洋关系、事关欧洲未来的话题——而后来的回应和热议，确远远超过了老哈约稿时的预期。

这块“引玉之砖”俨然是战斗性的，无论是长如口号的标题《2月15日，欧洲人民的团结日：以核心欧洲为起点，缔结共同外交政策》；还是文中呼吁由法、德两国主导建立“核心欧洲”，对外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声音发声，反对美国不负责任、唯自己意愿是图的外交政策，对内加强“欧洲性”的建构，以文化的联结填平“核心欧洲”、“旧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差异，而不至于被来自于大西洋对岸的引力扯得四分五裂……俨然是大声说出了“重建欧洲人的欧洲”。

而呼应和回应的讨论文章则平和了许多，也深刻了许多——虽然，几乎所有作者全都明白表达了反对美国的立场。话题是规定的，又是当下国际时局的立现，但讨论的深入，决定了盛宴虽然隐形，但却自然有其之所以为盛宴所在。每一个单篇的观点都是激越的，却在连成一体的谱系中有一个恰好的位置——每一篇都在说“不”，论证的语气却又都像在商榷般。或许是因为，知识丰富的人即使偏激也绝不会偏见；或许是因为，对于政策制定者的一锤定音而言，欧洲和美国都太过丰富。比如，穆希格指出“导致欧洲分分合合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在自己与切身的传统疏远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共同记忆与习惯。”抑或只是因为，争辩也是一种建立福斯特（E. M. Foster）所说的“联结”（connection），重申自身重要性却也在同时反观自身的一种方式。

可惜的是，如此公共，如此知识分子的一次贤哲之辩，居然没有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出场——2003年的斯洛文尼亚尚未成为欧盟成员国；2003年的欧盟在乎的是无视欧洲观点的美国，而对“新欧洲”多少有些兄长心态。这场智识的盛宴，到底还是一场“核心欧洲”、“旧欧洲”和新大陆的对话，“新欧洲”还是成了看客。不然，齐泽克在给这场知识分子的盛宴或增色或增加麻烦的同时，也能有一些来自“新欧洲”和“边缘欧洲”的声音——虽然老齐在《伊拉克：借来的壶》中已经回应了这场讨论，但是再公共的话题，只有“旧欧洲”和“核心欧洲”的参与，离成就贤哲之梦，还有很远。